疫情与剧情

2022-08-07 1134 李健 澳门日报

 今年澳门艺术节,土生土语话剧《同船一心》与石头公社《消失的身影》都不同程度地提及疫情对澳门人(包括外地劳工)生活的影响,可见从二○二○年初在澳爆发的新冠疫情,已渐渐融入澳门的剧场创作中。

 邹景峰《极乐》虽未公演,但从“剧本最后结束在疫情来袭”的评语看来,这个剧作也投入了剧作者对因疫情而来的“新常态”下,人们对未来不可知的开放想像。

 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写作,在新冠疫情反覆不断的情况下,澳门剧场发展因场地封闭、群聚不得而陷于困境,演出多番延期、取消,原本就是收入不稳定的剧场工作,现在变得更不稳定。然而在这种多难的境况下,似乎又是举目皆为剧场创作素材的日子。

 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戏剧,剧场史学家J · 利兹 · 巴罗三世指出莎士比亚一生都活在瘟疫中,甚至他的儿子也因染疫而死。这位剧作家、演员、剧院老闆,若非有贵族的资助,生活也应成为问题。据戏剧史学者考证,十七世纪初伦敦多次爆发疫情,在未发现是鼠疫前,政府先残杀大量猫狗,又推行社交距离政策,公共剧院被勒令关闭,最惨烈的情况是一六○六年至一六一○年,这四年间伦敦剧院总共只开门九个月。莎士比亚在此时幸得贵族资助埋首创作,写下《李尔王》、《马克白》等着名剧作,有趣的是即使他一直在瘟疫下创作,却没有剧作直接描写瘟疫,也没有人物因瘟疫而死,但细心回想他很多剧作中的时代背景,一旦提到乱世,大概也可以想像成瘟疫反覆下,一些底层人物所受的压制与苦难,昏庸无能的皇帝,以及因隔离政策间接酿成罗密欧与茱丽叶的殉情结局。

 疫情没有成为剧情,却渗进故事的细节、人物台词中对他人的诅咒,瘟疫彷彿就是剧中人生活的一部分,不说自明。

 (为时代写作 · 三)

 踱 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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